昨天，商务部针对美国一系列涉华消极措施采取了反制行动，包括：加强对美出口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和技术的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国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请注意，这是反制，不是主动进攻。

（图源：视觉中国）

这一系列反制举措的出台，正值中美关系出现某些积极迹象的微妙时期，使得当前的博弈态势稍显复杂。

很多朋友都注意到，今年中美关系确实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主要证据是5月13日至15日，特朗普访华并在北京停留了43个小时。在此期间，他的表现特别乖，每一次正式会谈都照着稿子读。大家也注意到，中美达成了一些共识，包括新的战略定位以及台湾问题等。因此，今年中美关系确实存在一些积极因素。根据现有信息，9月和11月中美元首还有可能进行会晤。

然而，中美这些对话的主要作用在于止损，而不是解决问题。换言之，只是将原本剑拔弩张的局面暂时稳住，避免直接对抗，但并没有真正解决根本矛盾。因此，尽管中美关系气氛有所改善，口头上也有了新定位，但实际矛盾依然存在。

此外，美国内部利益多元。特朗普作为执政当局，有其自身考量：一方面，他不愿中美关系彻底破裂，因为一旦失控，代价巨大，他无法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另一方面，他也希望中美关系能为中期选举服务。今年中方妥善接待他，并给予大额订单，客观上对其有所帮助。但特朗普只是美国政治精英圈的一小部分，整个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敌意依然根深蒂固，这就导致了矛盾局面的出现。两国元首会晤顺利、中美关系确立新定位固然可喜，但美国仍小动作不断，暗招频出，且有损中国利益。

前几天，美国将43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连洽洽瓜子、思念水饺、七匹狼也被制裁，这太搞笑了。因此，我们被迫进行反制。在中美关系中，中国一贯后发制人，从不主动挑事，但也绝不怕事。既然对方率先挑衅，我们也只能采取相应措施，上述反制行动由此而来。

中方此次反应及时，力度恰当。商务部表示这是非常有节制的回应，这是事实。但需要强调的是，在经济层面，我们已不像过去那样被动。2017至2018年美国制裁中兴、华为时，我们确实处于被动地位，但当时别无他法，很多“卡脖子”问题尚未解决。

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卡脖子”清单上的问题大部分已得到改善。据笔者了解，2024年我国的氦气供应问题已基本解决。过去氦气高度依赖美国，现在通过国内自主生产及俄罗斯、卡塔尔的供应，基本能够满足需求。此外，曾被高度关注的光刻胶问题，尽管日本曾试图以垄断手段施压，但如今中低端光刻胶已实现国产化。

回顾过去，十几年前中国领导人的两项战略布局颇具远见。一是2015年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在16个细分产业争取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当时，一些“恨国党”冷嘲热讽，质疑中国是否有资格推进该计划，但国家仍坚定推行。截至去年，约90%的目标已经完成。二是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目前成效显著。我们在欧美市场之外开拓了新市场，虽然规模还小，但可以作为对欧美市场的有效补充，并发挥中介作用。这正是我们与美国博弈的底气所在。

（图源：欧新社）

我国的策略已从“韬光养晦”转向“有所作为”。去年我们已开始反制，今年延续了这一方针。总体而言，中美关系已进入新阶段。按照此前的划分，新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抗期（1949年至1972年），两国无外交关系；第二阶段是建交后的接触期（1972年2月至2017年12月18日）；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发表第一任期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唯一对手”，自此至今约8年半，两国进入全面战略竞争阶段。

全面战略竞争可进一步细分为若干小阶段。目前，第一阶段“美攻我守”的战略防御期已经结束，现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战略相持的必然结果是：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我们将更加坚决地维护自身权益。可以说，我们出手更果断，应对手段也更加丰富。

中美都是成熟的大国，因此能够做到斗而不破。围绕利益的博弈仍将继续，同时元首对话也会照常进行。笔者认为，中美这一轮交锋对元首对话的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