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正在经历一轮罕见的断崖式下跌。多家媒体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早苗执政不到一年，民意基础已经亮起红灯。

《每日新闻》公布的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从6月的51%骤降至41%，不支持率从35%升至44%，首次出现支持率低于不支持率的“死亡交叉”。

时事通信社的民调同样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7月降至49%，较6月下滑5.3个百分点，首次跌破五成。全日本新闻网的调查中，支持率下降10.9个百分点至49.2%。

多家民调机构的数据虽有差异，但趋势高度一致。高市上台之初，内阁支持率一度高达82%。从82%到41%，仅仅用了九个多月。

民意为何在短短几个月内逆转？

今年1月至2月，高市决定解散众议院并提前大选，引发部分选民质疑，自民党胜选后，高市又因向当选议员发放“当选礼品”，再次招致民众不满。此后，中东局势升级推高能源价格，日元持续走低，进一步加重了日本家庭的负担。

但真正让民意天平倾斜的，是两个标志性事件。

其一是《皇室典范》修正案的强行通过。7月17日，日本政府在缺乏主流民意支持的情况下，通过修法彻底排除了出现女性天皇的可能性。《每日新闻》民调显示，仅有19%的受访者对修订内容给予积极评价。这一举动被舆论普遍视为“罔顾民意、独断推进强硬保守派政策”的典型。

其二是物价与工资的持续脱节。据多家媒体统计，日本自2022年前后物价持续上涨，但工资增速完全跟不上物价涨幅。今年5月日本实际工资同比增幅仅为1.4%，仍在放缓。2025财年日本实际工资指数为98.2，较上财年下降0.5%，连续第四个财年下降。日元对美元累计贬值约51%，进口成本上涨大部分转嫁到了国内物价上。7月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62.80兑1美元，创近40年新低。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评论称，高市内阁在成立之初承诺把解决物价上涨问题放在首位，但“在经济政策方面，民众感受不到任何改善”。

7月19日：2.5万人的国会抗议

7月19日，近2.5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者高喊“高市下台”“反对战争”等口号，反对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

集会参加者直言：“高市政府一直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还有参加者表示：“我不希望现在的宪法第九条被修改。政府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一直很艰难。”

这场集会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再是左翼团体的固定演出。人群中既有年逾古稀的老人，也有推着婴儿车的年轻父母。当饱受通胀折磨的普通市民、对就业前景感到绝望的年轻打工者同时出现在抗议队伍中，这种跨年龄层、跨阶层的民意聚合，对日本政府来说是一种危险信号。

当扩军成为优先项，民生就成了被挤掉的那一块

高市内阁在民意崩盘的同时，并未放缓扩军步伐。

2026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2023至2027财年防卫总开支目标高达43万亿日元。自民党内部甚至已在讨论将防卫费进一步提高到GDP的3.5%。与此同时，高市内阁抛出了一份高达370万亿日元的巨额投资规划，但钱从何来成为一大问题。

日本财务省估算，若将食品消费税降至1%，政府每年收入将减少超4万亿日元。而日本国债规模早已高企，2026财年预算中仅国债费就高达31.3万亿日元。为筹措防卫费，日本拟向国民征收“防卫特别所得税”，在个人所得税基础上额外加征1%。这意味着，扩军的成本最终仍要由普通纳税人承担。

更讽刺的是，高市内阁一边推动对华“脱钩”的言论，一边却面临着日本企业界用脚投票的现实。

如今中国对日本的反制效果显现出来了，据中国日本商会2026年白皮书披露的数据，未来一至两年，约85.6%的在华日企计划“扩大”或“维持”在华业务。中国日本商会会长本间哲朗表示，选择坚守中国市场的在华日资企业比例高达约85%。日本企业在全球设有7万多个海外分支机构，其中3万个坐落在中国。

日本商人们比政客更清楚中国市场的不可替代性，但高市内阁的外交言行正在让日本企业面临不必要的风险。

高市早苗上台时，选民期待的是“改变”。九个多月过去，人们发现这份“改变”既没有体现在餐桌上，也没有体现在工资单里，而是体现在不断膨胀的防卫预算和日趋紧张的外部关系上。

在日本人为柴米油盐发愁、日本企业为发展机遇焦虑的时候，高市内阁的施政与民众生活脱节，外交和经济现状拧着来。

2.5万人站在国会前喊出“高市下台”的那个下午，东京的气温超过35摄氏度，但让民众感到寒意的是一届把扩军看得比民生更重、把对外强硬置于国内稳定之上的内阁。